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后，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继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部队攻占了石家庄使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之后。晋冀鲁豫部队再次占领了洛阳，西北野战军夺回了延安，东北野战军通过冬季攻势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华东野战军也捷报频传。中共中央也离开陕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已毫无悬念。“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在1948年初，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也先后宣布，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基于以上形势，筹备中央政府、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庆祝“五一”节口号，公开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协商建国。
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五一”节口号
1947年与1948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除国民党与共产党外，还存在着其他政党，其中影响较大的政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如下：
一、中国民主同盟，张澜、沈钧儒；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四、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五、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彭泽民；六、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七、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八、民主建国会，黄炎培、胡愈之；九、九三学社，许德珩；十、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史良；十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女)；十二、中国青年党，李璜；十三、国家社会党，张君劢。
这些政党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这时跟着国民党跑，而其他的11个党派，则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联合这些民主党派，原因在于：
这些党派及其他无党派人士虽然没有军队，没有地盘，但他们聚集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一大批精英人士。这些人中。不乏老革命、民主斗士、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律师、企业家。当然也包括一批因为不满蒋介石，而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党员。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显然离不开这个高学历人群的支持。
这些党派的地位相对中立，他们的声音，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会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城市中。因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有恒产者大多不了解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剥夺有产者，故邀请这些第三方人士参加新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影响城市民众，瓦解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作用。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重点进行经济建设，但共产党员大多出生成长在农村，不懂得城市生活与城市管理。因此恢复城市经济与建设城市，显然需要他们的支持。
正是因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具有这样大的作用，所以在“五一”节口号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当时，中国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而大多躲避在上海或香港，主要是香港。在看到中共中央的“五一”节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迅速响应。公开表示中共中央的上述号召“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并在随后发起了新政协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主办的《华商报》发表了许多这样的文章。
香港这边热闹非凡，又是发电报、登报纸，又是开座谈会，但远在河北省平山县山沟里的中共中央却并不了解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同样属于地下组织，不能公开活动。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只能通过电报。共产党在香港的组织，即香港分局，考虑到这些民主党派响应中共号召的声明已经公开发表，如果再用密码电报全文拍发给中共中央，就存在容易泄密的问题。于是，香港分局机要科另外编了一套临时密码。可是，在电报发出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几次来电，说译不出来，或是译到中间后面译不出，或是文句不清译不明白。这样，一直折腾到7月中旬才将该电全文译出上报。
民主党派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建国
口号有多方面原因
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而独自召开的国民大会后，遭到国民党当局越来越严厉的打压。甚至暴力摧残。中国民主同盟在各地所办的报刊全部被查封、捣毁或被迫停刊，大批民盟盟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绑架，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先后被暗杀。1947年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至此，他们已经明白，自己原本试图站在国共之间，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当政的国民党却使用武力打压他们，甚至用暗杀的手段对付他们。因此“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
国民党坚持内战，而战争所需经费大部分依靠发行没有硬通货支持的纸币维持，导致物价高涨；而物价高涨反过来又要求政府发行欧宝体育APP下载_欧宝体育平台-在线官网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恶性通货膨胀一方面造成政府财政出现严重赤字。1946年、1947年财政赤字就已经超过60％。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普通百姓，甚至国民党政府职员、教育人员、士兵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东北日报》曾刊登一则今天看来颇似笑话的故事，讲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
上海有一文化机关，十五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圆五十万元，约定存入八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五十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二对伪币一，合成伪币二十五万元。胜利了，伪币二百对法币一，合成法币一千二百五十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三百万对金圆券一，合成金圆券四毫一丝：金圆二对银圆一，合成银圆二毫零五息。十五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五十万元几乎等于零。
同时，为换取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或协定，开放国内市场，使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从而对中国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既然现有的国民党贪污腐败，专制残暴，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那么民主人士为什么不寻求换一个政党来领导中国呢?
中国共产党宣传民主，号召实行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例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就问黄炎培有何感想。黄炎培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就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正是因为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当马上就要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们参加新政权时，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中共中央在了解到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上述态度后，8月初，周恩来即致电香港方面，要求钱之光、潘汉年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钱之光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宿饮食等工作，此时被周恩来派到香港。以“联合行”(“联合行”随后改名为“华润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9月，钱之光便租用苏联货轮接送了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经朝鲜到达东北。
如此送过两批后。聚集在香港的名流突然消失，不能不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北伐战争时就官至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自然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为掩护李济深北上，钱之光等人在1948年12月26日特意安排了一个盛大宴会。宴会结束后，李济深等人便来到维多利亚港登上几艘小艇，泛海赏月。以此为幌子，登上了苏联货轮。船到大连，天气寒冷，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还被安排住进当时大连最豪华的关东酒店。
参加新政协的这11个民主党派后来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人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融入民盟。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局面。
中共对新中国的构想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构想主要包括国体、政体与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国体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中共提出了“联合战线”，但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应该建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自然不适用了。于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毛泽东又提出新中国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指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在此时，中共中央尚未提出领导权的问题。但是，各民主党派非常清楚，领导权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年底，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号召。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明确、公开地说明了新中国的国体问题。
那么所要联合的对象是谁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在南方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与苏联制度类似的工农民主专政，资本家、地主等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设想中国未来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召开国民大会；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倡议成立联合政府。在此期间，中共所要联合的对象显然主要是当权的国民党。与这个设想完全不同的是，1948年中共中央要建立的联合政府所要联合的对象恰恰是完全排除国民党的，而仅仅包括那些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节口号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为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就是建立苏维埃，并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是，苏维埃是外来词。很不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并且，苏维埃实际上是工农民主专政，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而这与新民主主义论是矛盾的。
这样，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在今后组织“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构想。但为什么要在“代表大会”之前特别增加“人民”这一概念呢?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信仰阶级分析法的，“人民”指那些革命的阶级或拥护革命的阶级。在当时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笼统地讲“国民”，就区分不清楚毛泽东常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占领的农村和城市中试行这种代表大会制度。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也提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问题是，到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如果再按照以前那样筹备建国，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而且当时也不可能实行普选。因此，中共中央经与到达东北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由新政协直接产生《共同纲领》与中央人民政府，而省略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中间阶段。问题是，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未来方可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当时的人民代表会议究竟如何区分呢?
对此，中共中央指出：“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在全国各地方实行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随后，《共同纲领》以宪法的形式作出规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首先以邀请或聘请等办法召开各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条件成熟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最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终于确定下来，并在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确定这一重大政治制度呢?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因为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的建议。李维汉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与周恩来等共同留法勤工俭学，抗战期间在陕北研究过西北民族问题。据李维汉后来回忆，新政协召开期间，毛泽东曾就民族自决权问题与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应实行联邦制，而必须实行单一制；同时在统一的国家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共中央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如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新政协代表名额和人选，
各党派之间反复协商最终确定
对于召开新政协，毛泽东在1948年5月1日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初步提出，当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但是。到1948年11月一些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到达哈尔滨时，战争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大概只需再有一年的时间即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东北局与民主人士协商后，确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节口号第五项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23个单位组成，会议地址预定在哈尔滨；新政协召开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日期、地点则视各方代表到达情况。由筹备会决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而改变了“五一”节口号原定的由新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的“两步走”设想。
1949年1月初，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中共中央决定，在1949年夏秋之际渡江南下，同时召开新政协，成立正式的中央政府。
1949年上半年，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中国共产党也大体确定了建国方针。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来到了解放区，经过参观和学习，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的时机和条件趋于成熟。于是，6月15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各项筹备工作。
会议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并决定在常委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各个方面的筹备工作：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第二小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小组，负责拟定政府方案；第五小组，负责起草大会宣言；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6月19日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各个小组开始紧张工作。
在上述各小组中，第一小组的工作相当繁琐。虽然会议已经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共45个单位，510个名额，外加一特别邀请单位，但具体到谁参加谁不参加却是相当麻烦的。这其中，有些代表本不愿参加新政协，但中国共产党一再邀请；而另一些代表迫切希望参加，却差点儿不能参加。前者的代表，如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
张元济曾参与过戊戌变法，是出席新政协的代表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人。面对1949年新旧交替的复杂局面，张元济既兴奋，又惶惑；既欣喜，又隔膜，因此最初断然拒绝了参加新政协的邀请。后来，上海市政府派人多次造访，甚至出身商务印书馆的陈云也来介绍情况，才让张元济下决心参加新政协。可以说，正是怀着建立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梦想，张元济等无数的精英才参加了新政协，参加了新中国的创建。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共45个单位，662个名额。其中，党派代表14个单位，142人；区域代表9个单位，102人；军队代表6个单位。60人；团体代表16个单位，206人。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75人。此外，根据每一单位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推选候补代表1人的原则，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候补代表列席新政协会议。
这些代表，按党派分类，共产党占44％，党外人士占56％。党外人士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
从代表年龄看，已知者，最高为萨镇冰92岁，司徒美堂、张元济均83岁。最年轻的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田富达21岁。
当然，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时，也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即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同时照顾各个方面。
《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争论激烈，
国家名称在分歧中渐趋一致
新政协筹备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新政权的政治纲领。即后来的《共同纲领》。实际上，早在1948年10月至11月间，受各党派委托。中共中央已经起草了两个草稿。但因为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故草稿的重心仍在战争方面。到1949年中，战争即将结束，纲领的重心应转移到建设上来，故必须重新起草。
为此。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的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受筹备会委托，周恩来待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个星期，写出了草案初稿。随后，经过第三小组、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会议代表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修改过程中，仅毛泽东改动的地方就有200余处。
当然，在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争论。其中，争论较大的主要是在纲领中是否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对这个问题，一些代表的意见是，既然现在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就应把这个目标写进纲领。而另一些代表则认为，现在提社会主义问题为时尚早。最后，中共中央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对其中的原因，毛泽东的解释是：“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即《共同纲领》不应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未来社会的远景。周恩来在1952年6月也曾指出，当时不写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做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由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草拟，参加筹备会的23个单位，除了文化界民主人士以外。均有代表参加。在6月18日第一次小组全体会议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推举张志让等七人成立提纲起草委员会，首先准备讨论提纲，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7月8日，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并就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目前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与各部委间应否设立联络指导机关、政务院下面部委数目的多寡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随后，由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五人组成政府组织法草案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征询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经过小组全体会议及新政协常委会的修改，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并准备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讨论。
第四小组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名称，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提出过“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节口号没有提及新的国名，同年8月1日毛泽东给响应中共“五一”节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复电中，曾使用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名称。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致辞中连呼的三个口号，就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但到1949年7月，第四小组的某些代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名称太长了，用起来累赘。因此就有了另外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再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二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此，经过讨论。认为“民主”、“共和”的英语单词，即democracy、republic的字面含义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中国译成了两个不同的词，因此在国名中既有“民主”，又有“共和”就显得重复了，最后决定采纳张奚若的建议，去掉“民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新中国宣告成立
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或大体准备就绪后。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易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一天，全国已解放城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活动。
当然，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不等于新政权已经组成。实际上，10月1日时中央人民政府还只是一个空架子，各个部委等机构尚未正式建立。所以，开国大典之后，各机关才着手建立。在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吸收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从而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例如：
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非中共人士3位，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全国政协5位副主席中只有周恩来一人是中共党员，另外4名副主席都是党外人士：
政务院副总理4位，2位是非共产党员，即黄炎培、郭沫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6名委员中，非中共人士27位；
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署，14个正职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占41.2％弱)。当然，上述民主人士中的个别人后来恢复了共产党党籍，少数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另外，民盟的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非共产党人士有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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