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土里生，土里长，对土地的爱恋和憎恨同样强烈。
他曾对自己的家乡充满逃离的强烈渴望，一度试图抹杀故土对自己的羁绊，最后却在家乡寻找到了自己汹涌澎湃的创作之泉。
三十多年来，他创作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十三步》《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其诞生的不同阶段，都成为那个文学时期的标志性创作事件。
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拥有广泛的读者，还被广泛地翻译到国外，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
2012年10月11日，他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作家。他终于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自己一度想逃离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他就是莫言。
饥饿之乡
莫言生不逢时，出生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年代，遇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饥寒交迫和粮食大匮乏。他和同龄的猴孩们思想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他们大冷天的还光着屁股像小狗一样四处游荡。他们的身上没有多少肌肉，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肚皮薄得透明，里面的肠子蠢蠢欲动，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
这段日子发生的所有有关饥饿的事情让莫言刻骨铭心。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孩子们没有见过煤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大胆的孩子试探着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接着，他嘎嘣嘎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香甜无比，表情享受。看他这种样子，其他孩子得到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嘎嘣嘎嘣地吃起来。
莫言说：“……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制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生逢饿世，莫言不能不对这种饥饿刻骨铭心。他把这种情景写进了短篇小说《铁孩》，也写进了散文《忘不了吃》里。他的笔下，欧宝体育APP下载_欧宝体育平台-在线官网：吃，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怎么看怎么觉得假，像是在讲述一个千年以前的故事。然而，这一切又都是真实发生的，并且发生在了莫言的身上，也因此，他的讲述才那么有力量：
“文革”期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起初是砸石子儿，后来给铁匠拉风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下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耐，我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棵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他揍了我一顿，拖着我往桥梁工地上送。我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我脚上的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儿。挨到天黑，因为怕丢了鞋子回家挨揍，我只好去找领导要鞋。领导是个猿猴模样的人，他集合起队伍，让我向毛主席请罪。队伍聚在桥洞前，二百多人站着，黑压压一片。太阳正在落山，半边天都烧红了，像梦境一样。领导把毛主席像挂起来，让我请罪。
我哭着，跪在毛主席像前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我偷了一个红萝卜……犯了罪……罪该万死……”
民工们都低着头，不说话。
领导说：“认识还比较深刻，饶了你吧。”
领导把鞋子还了我。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走。回家后就挨了一顿毒打。
莫言讲的这个故事后来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枯河》中，俨然当时情景的再现。
这顿毒打，在莫言的记忆中深刻而痛楚，常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可以说，从一出生开始，莫言就随着这个国家的风风雨雨独自而饥饿地成长着。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们，都顽强地活着。其中，也行走着少年莫言这样一个干瘦的喜欢胡思乱想的少年。
没有人看见莫言生长，就像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一样。
“上边指示”莫言不准读书
在那苦难而荒诞的岁月，在高密东北乡，总有些稀罕事发生。
少年莫言竟出名了。
他先是在班里写出了一篇“大作”，写作天赋被老师发现了。
一次“五一”劳动节，学校进行体育比赛，老师让班上的同学写作文。大家都是记流水账，不分主次，平铺直叙，没有重点。莫言则把其他的项目一带而过，直接写教体育的陈老师跟胶河国有农场的“右派”打篮球的情形。写他们的动作，写他们的表情，写他们的汗珠，写他们奔跑时映在地上的影子怎样和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
下课后，老师让莫言留下。这把总爱犯错误的莫言吓得屁滚尿流。他忐忑不安地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
“你这篇作文是从哪里抄来的？”老师把他的作文簿拿出来，拍在桌子上，两眼盯着他。
“我自己写的……”
“胡说。”
“我真没抄，是自己写的……”莫言胆战心惊。
“就你这副尊容，能写出这篇作文？”老师根本不相信，“我再给你一个题目，你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题目嘛，我看就写《抗旱》吧。”
说完，老师就给了莫言一支笔，让他坐在对面当场写。
莫言定了定神，思路顿开，一会儿写小伙子往地里推冰块，一会儿写老头子打深井，堆砌了很多形容词，什么“双臂一撑，车轮飞转，一声呐喊，冰块翻滚”诸如此类，胡乱写到一起，形成了一篇“大作”。
作文写完，老师看了，点点头说：“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你这副气死画匠的模样，竟然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你这个作文确实写得不错。”
老师把莫言的作文拿到旁边一个农业中学，作为范文让学生朗读。莫言就这样出了名。每周两堂作文课，老师都要点评莫言的作文，还在他的作文簿上写了不少评语。
后来，莫言又出名了。他在学校的一次大会上，和同学嘀咕了一句“反动言论”：“学校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都是奴隶。”为此，学校专门开大会，宣布给他一个警告处分。 谁都知道，在那个时代，被警告处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更可怕的事情接着发生了，此事让少年莫言成了乡里名副其实的名人。
小学五年级毕业，其他同学都升上了村里新成立的农业联合中学，只有少年莫言被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老师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以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能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就这样，富裕中农的后代莫言小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名义上是光荣的其实是可怜的人民公社小社员。
十一岁的少年莫言开始离开学校，离开教室，成为一个孤独的少年。这么小的一名公社小社员，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劳动能力。他一方面被排除在学校的同龄小伙伴之外，另一方面又被成人的世界所摒弃，处在一个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境地。这一年是1966年。
孤独的莫言希望融入热火朝天的劳动者中，他自己很明白，要排遣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就必须融入劳动群众中去。在乡村，孤独不仅是难熬的，而且是可怕的。
所幸，时间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莫言总算一年年长大了，他终于混进大人的队伍，终于能够成为劳动者的一员。
1973年，莫言十八岁了，他通过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三叔的关系，走后门在厂里当上了季节工，其实就是临时工，也是最早的民工。
从十一岁到十八岁，这期间有七年的漫长岁月，莫言都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农民。这是莫言的黑暗期，也是暧昧期，莫言对这个时期失去了记忆，仿佛是曾经造访过外星球之后被洗脑的受劫持者。他经历了，目睹了，却遗忘了，并且是主动地遗忘了。
逃离故乡
十八岁的莫言，迫切的任务是怎样逃离自己的故乡。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但对一个富裕中农出身的孩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困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莫言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合格。
所幸，莫言去了县棉花加工厂。
莫言在县棉花加工厂，因为字写得漂亮，负责办厂里的黑板报，很受好评。因为工作出色，莫言再一次登上了人生旅途中的小山包。厂里搞夜校，他因为在搞“批林批孔”时出了风头，竟当上了夜校里光荣的人民教师，负责教语文课。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毕业生，当上了初中生的老师，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时乃至现在的教育体制的莫大讽刺。
莫言再也不愿意回到村里，他对在地里干活也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和抵触。他不敢设想再回到村里该怎么办才好。
但他在厂里干了三年多，转正遥遥无期，他感到自己的出路又被堵死了。他在县棉花加工厂里的美好时光，已经走到了尽头。
莫言的目光，又一次回到了参军这条唯一的出路上。
这条路，本来早就堵死了。家庭成分像个可怕的金箍，死死箍在莫言的脑袋上。他几乎无路可走了。
要是换成别人，每年都遭到拒绝，也许早就放弃了。但青年农民莫言要逃离土地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在他到县棉花加工厂当了三年半的临时工之后，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更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震撼，让他感到自己生活了十八年的乡村几乎是已经无法忍受的瘠土了。如果他不能逃离这片土地，那么他就可能窒息。
那个时候，他常时不时地抬头望望天空，看着天上的白云飘移，乌云翻卷，盼望着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突然降临。
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就像一个接纳雨水的脸盆。
而机会竟然真的来了。
1976年年初征兵时节，恰逢上级发动全县的力量去战天斗地，到二百里远的邻县昌邑县挖胶莱运河，村子里的干部，村支书、大队长、民兵连长和所有的整劳力都到水利工地上去了。征兵开始时，为了不影响水利工程的进度，上级发文说适龄青年可在工地上参加体检。那时莫言是临时工，不用去挖河，根据上级的精神，像他这样外出务工的青年可以就地参加体检。莫言就瞅了个空子，报名之后在公社驻地和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
过去在村里体检，人人的眼睛都盯着，贫下中农的子弟成群结队，莫言连参加体检的资格都没有。为了让莫言实现逃离土地的梦想，命运女神设计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调虎离山之计，把那些阻碍莫言参军的力量都调离了。他们远在二百里地之外，鞭长莫及，根本就无法也无从得知莫言已经乘虚而入。
一切都朝着对莫言有利的方向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莫言的这次幸运，不能不让人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命运。
那张仿佛有千斤之重的入伍通知书，是村民兵排长从水利工地骑自行车返乡路经县城时，拐到棉花加工厂扔给莫言的。这件事情此前没有经过民兵排长，他被蒙在鼓里，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感到非常生气。但是莫言参军，是公社武装部的决定，他一个小小的民兵排长根本就无法阻挠，所以他更加气恨，把入伍通知书朝着莫言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
莫言抬头看看天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馅饼从遥远的空中飞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他的脑袋上。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莫言掐了掐自己的胳膊，跺了跺脚下的土地，他咬着“那块馅饼”，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满腔的情感无处宣泄，浑身有各种澎湃的力量在冲撞，只想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莫言拿着入伍通知书，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夜长梦多，恨不得马上就上车走人。
莫言的人生，从此发生剧变。
青年农民莫言的人生在1976年这个新政权建立之后最为微妙的年份里，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获得了崭新的生命。青年农民莫言变成了青年解放军莫言。
古董级的老战士终于提干了
一晃六年过去，新兵变成了老兵。
莫言在部队已经服役六年。从1979年至1981年，老兵莫言一直待在局训练大队里，算是兼课教官，却无正式编制。老兵莫言的津贴当时已经涨到了每月二十六元，一般士兵是六元，干部五十二元却还要交纳伙食费。待遇上，老兵莫言不差了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总是吊着，不上不下，也不是个事儿。
1981年，莫言通过多年的努力写作，终于在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1981年第5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接着在1982年第2期的《莲池》上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对莫言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两篇文章被部队的领导拿到总参干部部去做公关工作，加上部队领导对他讲课的认可，莫言终于由一名“古董级”战士政治教官，升级为“菜虫级”正排政治教官。
这一跃，不啻腾云驾雾。为了这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一跃，莫言花了整整七年时间。
莫言收到通知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百感交集，脑袋一阵乱哄哄的，又一阵空洞洞的。他终于提干了，他终于可以正式地跟土地吻别，安安心心地吃他的国家粮，再也不用回农村务农了。
北京的调令到了，青年教官莫言当上了干部，进了北京。
莫言待在部队里，因为没有专业工作，没有当将军的理想，反而整天写作，于是领导就吩咐他做一些新闻方面的工作，就这样他一直做着教官和干事。
1984年春天，莫言得知解放军艺术学院刚刚组建一个文学系，向全军各大单位招生。莫言一听来劲了，他立即赶回单位打听。单位宣传科长说是有这个事情，但是需要请示政委和主任，才能答复。
莫言终于说动主任同意自己去报考。
莫言得到允许，发扬了背八十斤石头走十几里路的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奔走。他那时甚至都不懂得怎么拨总机电话，而是自己跑到总参，打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怎么走。
就这样，莫言按图索骥，来到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内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找到了文学系的办公室。
一进门，莫言就碰见当时的干事刘毅然，说要报名。
刘毅然说，报名都结束了，怎么现在才来？
莫言说，我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刘毅然问，有没有带作品？
莫言说带了。
刘毅然说，好，作品留下。徐主任很忙，就不见你了。
莫言留下作品，走了。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是个识货的行家，也是莫言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贵人。他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后，对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莫言最终以单位里文化课最高的考分，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84年秋天，莫言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这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在他的人生中，又是一次重大的变化。莫言真正成为作家，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创作风格和创作趣味，也是在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产生了质变。
正视故乡，超越故乡
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后，莫言拼命地阅读，写作。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时代作家和文学青年的常态。
1985年，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随即在文坛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约稿信纷至沓来，这是莫言真正的成名作。
这一时期，莫言的小说大都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以个人情感为线索，加上真真假假的家族传说和民间传说，杂糅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莫言一连写了三篇小说，《大风》《石磨》《五个饽饽》。在《大风》里，莫言第一次正面描写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从1985年开始创作之后，莫言的写作一直是一种讽喻，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以往的苦难和不公平，他必须寻找一种特殊的角度和与众不同的姿态，才能正视故土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山水风物和人情世故。
这个时期的莫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投资自己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搬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准备修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他后来在《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里，胆大包天地把天底下所有他认为合适的东西都搬到高密东北乡来的出格举动，都以这个时期的小说作为开端。
这个时候，莫言终于发现，无论他怎么想要逃离乡村，无论他的身体逃到哪里，他的精神都无法割舍对乡村的记忆。这个时候，即便是痛苦，也已经酿成了美酒。正如他在演讲时说的那样，饥饿和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莫言同时也明白了：“……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也就是说，一旦正视这种苦难和不公平之后，莫言就正式找到了一把打开通向故乡大门的钥匙。莫言拥有了自己的翅膀和语言，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
对此，莫言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
他终于找到一把打开封存记忆闸门的钥匙。他打开了这扇大门，看见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
莫言在文章《超越故乡》里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秘密，那就是对故乡的爱恨交加，对故乡的肉身逃离和精神反刍。他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超越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给自己创造一个精神家园。近三十年来，莫言就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打地基，夯土墙，他的这种举动和他的中篇小说《野骡子》里叙事者罗小通的母亲何其相似。她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仅仅就是为了在村里造一幢美轮美奂的豪宅，并且以这幢徒有其表的豪宅来向离家出走的丈夫罗通和野骡子示威，同时也向靠注水猪肉致富的村长老兰表示自己的能干。
直到这时，莫言才从情感上重新返回那个让他“爱恨交加”的故土，他是从传奇和衣锦还乡这两种方式首先寻找到相对合适的对这片故土的态度。莫言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校正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校正到了最后，无疑需要最高的，也是最简单的人生修养：诚实。莫言说：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就是回到本原，返向童年时代的真实生存和具体的生存情感。这种情感下的叙事，可以说是不紧不慢，不卑不亢，不讽不喻，是实实在在、平平静静地讲述。在这种讲述中，叙事者的姿态是平的，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自下仰视，不盛气凌人，也不诚惶诚恐。
“就怕莫言回高密”
1985年是莫言得窥堂奥的一年。
这一年，莫言三十岁。三十而立，他再也不用到处流荡了。
1986年夏天，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工作单位换成了总政治部文化部，他从高密东北乡一举进入了北京，靠近了紫禁城。
他的人生和创作，也进入了高峰期。在中国文坛，1986年是莫言小说年。
他神仙附体一般，自言自语，常常一包香烟，半瓶啤酒，灵感喷涌，下笔如风。
这一年，《红高粱》发在了《人民文学》第3期上。莫言也在这年加入中国作协。
在1986年和1987年，莫言变成了一个呼呼旋转的陀螺，被故事的鞭子抽打着，越转越快，无法停止，简直要因为旋转太快而脱离地面，冉冉上升了。他在条件艰苦的高密老家写作。在老朋友张世家的办公室里写作。在一个仓库里，冬天没有空调，冰冷刺骨，他的手上、脚上和耳朵上的冻疮在流脓，因为有痔疮坐不下来而蹲着、跪着写作，其写作之状可谓苦不堪言，又可谓乐在其中，飘飘欲仙。那两年里，莫言每次暑假、寒假从高密东北乡回来，都能带回来好几篇小说，以至他的同学都说：就怕莫言回高密。
莫言的疯狂创作，到他写中篇小说《欢乐》时，达到登峰造极。
莫言在这个时候是西毒欧阳峰，他倒着走路，反着看世界，通透了人生冷暖。
在《欢乐》这部八九万字的小说里，莫言滔滔不绝，一气呵成，连段落和标点符号都来不及加。他就像是一架失控的自动钢琴，在发疯般地演奏。他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器，在漫无边际的空间里奏响。
1987年，摄影师张艺谋改做导演，把《红高粱》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莫言的《红高粱》上了大银幕，它捧红了小女生巩俐，后来还摘取了西柏林的金熊奖，造就了好几个神话。《红高粱》也使莫言成了家喻户晓的人，他终于彻彻底底地成了一个名人。
从此莫言被人们称为著名的作家，也许正是从此时始，他开始了一种内心里真正的彻底的毫无拘束毫无羁绊的自由创作。
接下来，莫言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一次次掀起狂风骇浪，莫言自身的创作事件也接连不断，《欢乐》所招致的指责让他从云端里跌落，从醉醺醺的高粱酒的愉悦中惊醒；《红蝗》同样遭到一部分人的唾弃。《天堂蒜薹之歌》，这部莫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发表和出版后，都无声无息，却被翻译成近十种语言在国外出版。《十三步》《白狗秋千架》《父亲在民夫连里》《白棉花》《酒国》等陆续发表……
在写完《酒国》之后，莫言开始整合自己的情感资产。他觉得自己必须在此前的那些作品之下，全面地梳理高密东北乡的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
1994年，在高密，他花了三个月，拼命地写。《丰乳肥臀》完成了，莫言匪夷所思地胖了十斤。
1995年，莫言把妻子和女儿都接到了北京，他们一家在北京团圆，宣告他和高密东北乡这根脐带的肉体断裂了。
而莫言的创作和他的人生仍在精彩继续着……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也许这是对他作品的最高奖赏，但未尝不是他对故乡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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