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西，泛指邹县的西部，约占全县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从新中国建立直到1975年，邹西的农业生产经历了一个徘徊曲折的发展历程。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了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经过几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时地引导农民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组织起来的农民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到1961年下半年，通过贯彻党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人民公社体制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以“一大二公”、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影响逐渐消除，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是年，全县开始贯彻“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开始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各公社、生产大队都“各自为战”地开挖沟渠，平整土地，改造涝洼，使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社员群众吃不饱肚子的状况得到扭转。

　　1964年，县委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县各级层层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展开以治山治水、改土整地、建设样板田等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并经过与此同步的1963—1965年三年国民经济调整，邹西农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不仅严重干扰了原本方兴未艾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一些对发展农业经济有利的政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受到批判，给全县乃至邹西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1970年，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精神，顶住各种干扰和阻力，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中央有关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带领全县各级，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建设高产稳产田。特别是到了1975年，中央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强调指出“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普及大寨县”的高潮。原来零打碎敲、各自为战，这儿挖条沟，那儿治道岭，已不适应“誓将山河重安排”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以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面貌。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组织邹西会战，势所必然、迫在眉睫。

　　以于明、郑伟民同志任第一书记的济宁地委审时度势，从1975年8月到1978年下半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济宁县、邹县、滕县、曲阜、微山、兖州6个县（市）的22个公社1000多个生产大队，展开了规模空前的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济宁地委组建了济宁地区邹西会战指挥部，地委副书记王传忠任总指挥，地委常委李传让、团地委书记韩笔祥、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志祥等同志任副指挥，我也被任命为副指挥。地区指挥部设在太平公社。济宁地委书记于明、郑伟民同志和济宁地委副书记、专员李超然、景锡来等领导同志，经常到地区指挥部听取汇报，指导会战。在此之前，县委带领邹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搞了一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但是工程标准低、不配套，旱涝保收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为此，中共邹县县委根据济宁地委的工作部署，于1975年8月20日，以〔邹发75〕第57号文《欧宝体育APP下载_欧宝体育平台-在线官网：组织邹西农田基本建设会战的初步意见》印发全县各级，决定开展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县委将邹西白马河流域，当时主要包括郭里、高庄、石墙、太平、平阳寺、落陵、中心、城关、峄山、看庄10个人民公社，77个管区，44个生产大队，1965个生产队，45万人口，67万亩耕地划入会战范围，占全县总人口、总耕地面积的55%。这次邹西会战，县委决心之坚定，气魄之宏大，涉及范围之广阔，工程之浩大艰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规划和施工标准之高，会战场面之热烈壮观，效果之显著，在邹县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邹县落陵公社茅草荒工地动员大会会场（资料照片）

　　为切实加强对会战的组织领导，确保会战圆满成功，县委书记刘廷海同志决定在县委和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邹西会战指挥部。我被任命为邹西会战指挥部指挥，赵士纯、王德胜、张作存、邱祥震、郑廉、史为政六位同志任副指挥。指挥部设在落陵公社的马楼村。会战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工组、设计规划组和后勤组等办事机构，具体负责和承担重要施工项目的勘察设计、铺工放线、检查验收、物资供应和会战队伍的调配，等等。当时，在邹西会战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的同志有颜锡铭、孙作德、翟秀琴、张振岗等同志，先后还有李桂玲、石承军、许昭河、张淑琴、李文彬等同志协助处理办公室日常工作。政工组有杨铭宏、王昭壁、房祥河等同志；设计规划组有许洪元、梁晨、王文等同志；后勤组有尹福亭、孟广为、刘汉武、孟祥铎等同志。各公社、管区也都迅速组建起会战指挥机构。县委副书记赵士纯同志由县农、林、水等部门负责同志配合，重点抓湖水东调工程。那时，他家属还在农村，他在石墙农技站住了整整三年，几乎是日夜扑在工程上。县委副书记曹昭林、翟文亮同志由县财办主任董云儒，县财政局局长罗天银，县物资局局长尹福亭、副局长艾佑文等部门负责同志配合，负责会战所需资金、物资的筹集、调拨等。县委副书记张宗义同志，会同县工业部门王思荣、岳才更、孟广为、陈肇灿、吕凤榜等同志，负责通往洪山口变电站及高压输电线路的架设。县委常委邱祥震同志负责高庄公社洪山口的治理改造，王德胜同志负责从石墙到峄山及高庄的二三级提水工程，郑廉同志负责苗庄南山改造工程，等等。马广富同志调任太平公社党委书记，负责太平公社的农田会战。当时，会战区各公社主要负责同志，如郭里公社张悦春、张肇技，高庄公社张瑞廷、王广喜，石墙公社侯仰元、王洪田、李培宪，太平公社彭超，平阳寺公社赵登文、娄来凤，落陵公社马驭寰、谢隆茂、屈凡诰、刘予群和公社常委李凤鸣、张际坦，中心公社郑伯桥，城关公社何守亮、王允生、许开信，峄山公社马佩光、马洪元，看庄公社张建新等同志以及公社常委半数以上靠在会战上。县委还从县直和各公社机关抽调630名干部，从农村基层抽调458名工作队员，连同138名大中专毕业生，组成了1226人的会战工作队，分赴各公社参加会战。还成立了1000人的“战山河兵团”，由县武装部政委徐树荣、民政局局长朱全亮、粮食局局长朱培民等同志带领，专打攻坚战，“啃骨头”，破难点，开山劈岭。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都是从各公社选拔上来的“精兵强将”，长年累月地战斗在治山改土的第一线，可谓指哪打哪、勇于吃苦，是经验丰富的专业化施工队伍，在邹西会战中一马当先，为改变邹西农业生产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战山河兵团”的事迹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从1975年初冬开始，20万名劳力上阵，拉开了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序幕。我县邹西会战指挥部为确保会战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目的，采取了4条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是组建会战指挥机构。从县、各公社到管区层层建立领导指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都亲临会战第一线。全体工作队员吃住在工地上，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二是严明纪律。县会战指挥部反复严肃强调，全体会战干部必须同民工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许搞任何特殊，不准强迫命令瞎指挥。在工程施工中，领导干部必须走在前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凡是重点、难点项目，领导干部必须先拿出样板，以点带面，指导全盘。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洪山口工程既是我县的重点工程、样板工程，也是济宁地区指挥部抓的工程。在改造洪山口时，县委诸位常委全部上阵，亲自抡锤掌钎，打炮眼，装炸药，推车运石，搬土造田，肩膀磨肿手磨破，苦战了20天，终于啃下一块“硬骨头”，硬是在青石板上造出了三亩样板田，也叫指挥田。这样，各公社参战干群一目了然，就学着这个样子，按照这个标准干。三年邹西会战，都是利用冬闲时节进行的。一二十万民工一下子拥到荒郊野外，开展大兵团作战。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别说开山劈岭，就是连吃住都是大问题。但由于广大参加会战的党员干部都敢于勇挑重担，争着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接受党和组织上的考验，经受锻炼，没有一个偷懒当“甩手掌柜”的。破冰清淤，第一个卷起棉裤、脱掉鞋袜下水的，是党员干部；吹号收工开饭留下清理现场走在民工最后边的，也是党员干部。全体干部和民工一样日夜奋战，“早起4点半，坡里两顿饭，晚上加班到10点”。干部的自觉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保证了会战的顺利进行，而且在整个会战期间没有发生大的工程事故和人身伤害。三是大力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县会战指挥部制定下发了评比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标准和条件，按时按节自下而上地进行总结评比，给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披红戴花，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激励。三年会战，共计有30%的干部、40%的民工立功受奖，各路大军自始至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会战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四是制定了会战整体规划。在整个会战范围内大至一座山脉、一条河流、一方田园，小到一座桥涵、一个路坡、一眼机井，那座山坡上栽什么树木，这片丰产方里种什么庄稼，都作了统一布局、统一规划，宏观着眼、微观入手。这样，各公社参战队伍，进有目标，干有标准，工程有时限要求。三年共消耗钢铁200吨，炸药600吨，从中亦可窥邹西会战工程之浩大、艰巨之一斑。

1977年，湖水东调工程姜坝放水渠砌垒现场（资料照片）

　　当时，为彻底改造邹西平原上多达30万亩的茅草荒、“蛤蟆汪”赘脚田，我同县财办副主任董云儒，工业局长孟广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颜锡铭、张振岗，农业局长许洪源，北宿公社党委书记马驭寰，副书记谢隆茂、屈凡诰、刘予群等同志，在落陵洼用玉米秸搭成的草棚、地窖里，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年。风餐露宿于荒郊野外，不光要指挥整个会战，现场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还得要实干。我与几位公社书记、脱产干部一道，挥动镢铣，深翻平整土地，造出“丰产方”的样板田。记得在庙户营村夜间凌晨两点加班抗旱，连病加饿，我一下子昏倒在地上。曹广修同志跑到城里找来煎饼，我吃了多半个煎饼才觉得好点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断两根肋骨，加之常年没黑没白地干，身体状况渐不如前，以至积劳成疾。三年会战连轴转身心都感到极度疲劳，会战第一年就瘦了20多斤，双腿浮肿，胃痛难忍，心脏时常栓塞。但是，我决心已定，就是死也要死在会战工地上。我夜间打吊针，白天坚持在工地上，前后光吊针我就打了300多瓶，几乎全靠输液支撑着羸弱的身体，才算没有垮下。我至今没有忘记当时在太平医院做护理工作的李亚茹、周长英等护士同志。那时，最大的奢望是想一觉能睡上七天七夜，哪怕安安静静地歇上一天也好。可一到工地，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斗志和精神一下子又上来了。那几年，不要说星期天，连一个节假日也没休过。每年春节都要到护路房和护路员共度除夕，大年初一还要赶到各会战工地看望慰问留守人员。尽管工作很累，生活也很清苦，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广大人民群众正是从我们这些人身上来评价我们党的。自己多吃点苦，受点累，不仅能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而且自己心里也感到踏实。现在，我已届耄耋之年，可以毫不含糊而自豪地说，我这一生，80年春秋岁月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后代子孙的。

　　三年会战，邹西10个公社每年都出动15万名劳力上阵，每年会战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前后共计投入工日4000多万个，搬运土石方4500多万方，改造涝洼地24万多亩，深翻平整土地40多万亩，建设洪山口式高标准大寨田5万多亩，建设高产稳产田19万多亩，修建水库4座，扬水站42个，新打机井2800多眼，修筑道路100多条，植树790多万棵，当时全县人民每人合10棵，架设高低压线路537公里，增置拖拉机568台（套）、电动机和柴油机1296部，扩大改善灌溉面积25万多亩。会战大军先后治理了洪山口、麻山口、巩庄岭、崇义岭、苗庄岭等37个山峪，落陵洼、庄里洼等15个大洼，仅洪山口治理和由王洪田、李培宪同志负责的石墙“石南万亩丰产方”两大农田改造工程，即建设丰产方田近2万亩，使大片“茅草荒”变成丰产方，“蛤蟆汪”变成米粮仓。白马河的治理，作为邹西会战的主体工程，于1976年2月8日在长达44.5公里的河段上全线开工。济宁地区组织邹、滕、微、曲、济、兖6县8.5万名民工参战，仅邹县就出动6万人，共挖河、筑堤40.5公里，既解除了洪涝灾害的威胁，同时也使白马河变害河为利河。此后，又治理疏浚了望云河、石墙河，开挖了一条从微山县鲁桥到太平长达60华里、宽30米、深8米的引水渠，修建了3条长达20华里的高架渡槽和宋山、姜坝等3个大型抽水、提水站及引水道，使广阔的邹西平原基本达到田成方、路成网、树成荫、排灌自如的要求，粮食单产和总产由战前的290斤和1.8亿斤，1978年分别提高到600斤和3.2亿斤。湖水东调工程共挖引河7.1公里，一级提水站——双庆站，总扬程13米，提水量每秒8.5立方米，装机总容量1440千瓦，设计灌溉面积10万亩。《人民日报》于1977年6月26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专题文章，详细介绍了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情况。中央电视台、大众日报社等十几家新闻媒体先后多次报道了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还在此拍摄了新闻纪录片《邹西见闻》在全国放映。　　

1977年，邹县单山提水站清基工程（资料照片）

　　同时，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在全县明确而响亮地提出“邹西会战，邹东大干”，坚决打一场改变全县农业生产面貌的翻身仗。邹东动员数十万劳力上阵，把治山治岭修路作为主攻方向，大打了一场改造旧山河的人民战争。经过三年艰苦奋战，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三年来，全县每年冬春组织20万名劳力参战，约占全县总劳力的70%，共计投入近8000多万个工日，搬运土石方9000多万方，相当于前20年工程量的总和。共建设水平梯田12万亩，治理涝洼14万亩，深翻整平土地24万亩，水浇地面积由32万亩扩大到60万亩，高产稳产田由12万亩增加到41万亩；新打机井、大口井3100多眼，新建提水站48座、水库塘坝43座，挖沟修渠800多条，总长度约4000华里，修筑道路约2500华里，完全达到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使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的预期目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的直接成果是全县粮食产量的大幅上升。1976年第一次跨过《纲要》，全县粮食亩产达558斤，比会战、大干前的1974年亩增162斤；1977年虽然遭遇连续8个月的大旱，亩产仍达548斤；1978年又遇春旱，但小麦单产总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74年增长五成以上，充分显示出农田基本建设对促进农业生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现在，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人到老年，好回忆过去。我也曾认真反思当年动员几十万群众，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当年在科学决策上不能说没有一点失误，个别工程尽管劳了民，伤了财，却没发挥应有的效用，如群井汇流工程、峄山镇引西苇水库至野店灌渠等。但是，大多数工程，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这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广大干部群众也是有口皆碑。当年，广大干部和农民兄弟为改变农业生产面貌所付出的艰苦劳动，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邹城市史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三年艰苦会战，结出丰硕成果，邹西平原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变化。197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领北京、天津等八省、市和农林部、水电部、财贸部领导小组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部门领导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书记秦和珍，济宁地委书记于明等同志陪同下，来邹县视察了崇义岭洪山口和石墙扬水站等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国务院决定是年8月在我县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为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邹西会战进入决战阶段，要求各项工作必须超前进行。为解决现场参观的道路交通问题，由县交通局长刘佃文同志带领一班人马，昼夜加班，赶修了一条从野店巩庄到石墙围山转的长达12公里的柏油公路；奋战七昼夜，架起一座下边可放4个流量、上边可通行30吨坦克的石桥；又是一个七昼夜，由王思荣、吕凤榜、陈肇灿等同志亲自带队，冒雨架起从石墙面坊变电所至洪山口长达20华里的高压输电线。为解决现场会人员就餐问题，我三赴济南，请求省里援助。省政府秘书长于海波同志拨给20万元，县里又自筹10万元，决定建一座上层可容纳500人开会、下层可供与会人员就餐的两用会堂。这事到5月底才算定下来，6月初破土动工，要求必须在7月底竣工交付使用。当时，由县委副书记张宗义坐镇指挥，县计委主任王景安、物资局长尹福亭、建委副主任刘继寅、建筑公司支部书记汤方银、经理韩崇立等同志日夜靠在工地上，施工人员一天24小时三班轮流作业，奋战29个昼夜，终于按既定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犹如平地一夜之间崛起一座广厦，施工速度之快、施工质量之高，均创出了邹县建筑施工史上的奇迹。

　　万事俱备，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在我县如期召开。7月14日，参加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分管农业的书记、省长和全国农、林、水等部委领导及部分地、县委书记，来邹县参观了邹西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会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又分别组织地、县委书记和专员、县长来邹县参观指导，对邹县各项工作都起到很大鼓舞和促进作用，同时，推动了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广泛开展。17日，国家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在山东省委书记李振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邹视察了石墙扬水站、洪山口治理、西苇水库等工程。钱部长在视察崇义岭扬水站时，对西苇水库大坝下群井汇流工程可能影响水库安全提出质疑，还对湖水东调工程渠道布置及灌区排水作了明确指示。钱部长的真知灼见，对我触动很大。干工作，光有干劲和热情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讲求科学，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其结果可能会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总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在邹县召开，是邹县各级党组织和全县人民的光荣。我作为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之一，参与接待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深感欣慰和荣幸。自慰毕竟在人生的道路上又留下了一个坚实的脚印，毕竟没有尸位素餐，愧对我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但欧宝体育APP下载_欧宝体育平台-在线官网的是激励，是鞭策，是警醒。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我时刻告诫自己，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新的征途上不断为人民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