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新观念已风起云涌，整个社会面临着一场巨大变革。而这些都对泰山地域产生深远影响，泰山文化亦因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如清末诗人在诗中倡言废祀泰山，辛亥之变中革命军视泰山神为帝制之象征，促使清亡后泰山国家祀典正式废止；改良派领袖梁启超较早将泰山与国民精神相结合，标举出泰山精神，成为时代之强音。因外国传教士在泰山私筑避暑别墅而引发的产权之争，则体现了泰安民众主权意识的觉醒。其他如天足运动在泰山展开、新式学堂在泰安创办、泰安博物馆创建、泰安图书馆的开办、禁毒活动在泰山展开、津浦铁路泰安段通车等，皆反映了社会变革已涉及到泰山各个层面。1911年中国首部宪法草案在泰山完告成，是中国宪政史上导夫先路之作，尤有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泰山；变革；五四；新文化

　　“五四”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新观念已风起云涌，整个社会面临着一场巨大变革。而这些都对泰山地域产生深远影响，泰山文化亦因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今对发生1900—1919年间的十项事件加以钩稽，用以展示这一泰山时期的巨变。

一、泰山国家祭祀的废止

　　1904年3月李增在《泰山图题词》中，倡言废止泰山祀典：“我乃神道设教安于愚，泰山香火填康衢，一任碧眼人揶揄！亢父知生梁父死，《遁甲》著录抑何诬。东海神女西海妇，荒诞令我尤葫芦。信神世代理应尔，今仍其旧非傎乎！何不火居焚其庐，推拉偶像当薪刍，一洗前古陋孺陋！”近代抨击元君信俗、倡议罢废其祀者，以增为首发。民国《重修泰安县志》于卷二《舆地志·建置·神庙祠宇》云：“其所以貌泰山为女像者，将以神之慈爱奔走天下之愚夫愚妇也。若伸正论，必将诸像设悉为销毁，果神道设教之旨不可骤破者，可树石主，题曰‘东岳泰山之神位’。”可代表清末民初士人于碧霞信仰之新认识。

　　泰山庙祀在辛亥之变中受到波及，革命军视泰山神为帝制之象征，多予摧毁。林纾《畏庐琐记》“闽革命军除天齐庙”称：“闽中崇祀泰山之神，……及革命军起，长驱入庙，斩泰山土偶之首，其大如车轮，投之地，庙遂毁。”（林纾：《畏庐琐记》，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清室逊国后，泰山国家祀典正式废止。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舆地志·建置·神庙祠宇》“岱庙”云：“庙昔在方祀为最著，民国黜不举。”（《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舆地志·建置》，第63页。）碧霞祠“封山”之礼亦废，据民初傅增湘记：“碧霞祠规制虽闳，而颓坏已甚，盖祀典欠辍，库帑不颁，士女输助之资，亦复非承平之充衍矣。”（傅增湘：《岱岳重游记》，《中国公论》1942年第8卷第3期）遗民郭曾炘（宣统朝实录馆副总裁）于《题健斋太年伯大人〈登岱图〉》诗中慨述其事云：“自从变乱来，狂狡恣山逆。纲常既扫地，百神亦失职。郊坛几芜没，况此奠牲璧。祭秩古三公，蚁蛭同贬斥。”（《林文直公登岱图》，民国影印本）

二、“泰山精神”的提出

　　改良派领袖梁启超较早将泰山与国民精神“相结合，标举出“泰山精神”：“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其所概括之五大中华精神，其一为爱国，而论爱国精神时则以长江泰山为喻：“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军人之胸臆也；泰岳岩岩雄奇峭拔者，军人之思想也；孤松寒月清傲皎洁者，军人之节操也。”（梁启超：《军人之尊贵》，《直说》第2期，1903年出版）所著《饮冰室诗话》中又引敬庵诗：“岳岳泰山高，清清长河弥。中国傥真亡，除是藐躬死。”（敬庵：《读饮冰室诗话中曹民父感旧述怀六十韵感赋，并述余之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在当时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泰山精神渐被置于时代激流的峰头浪尖。1918年日本为取得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青岛，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悍然设立山东民政署。爱国作家味农发表《泰山神驱逐日本民政署檄》，假借泰山神之口痛责日本的不法妄行。文中将泰山作为民族风骨和尊严的体现：“吾官可欺，吾神不可欺也；吾民可虐，吾神不可虐也。……不闻夫泰山石敢当乎？不闻夫登泰山而小天下乎？泰山与北斗齐高，泰山与黄河并寿，为五岳之首，居天下之东，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无不知其岩岩者之高且大也！谓予小子，敢尝试乎？”（味农：《泰山神驱逐日本民政署檄》，《益世报》1918年1月12日）

三、天足运动在泰山展开

　　清末兴起了旨在解放女子小脚的“天足运动”，先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广东创立第一个由国人自办之不缠足会，放足因维新之宣传而深入人心。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禁止缠足谕旨，“天足运动”在各地普遍展开，1905年泰安府成立天足会，“倡兴放足之说，初时颇受阻拒，迨后竭力劝解，弗稍退缩，始渐转机”（任廷旭译：《天足会第十次之报告》，《万国公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号；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894页；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泰山碧霞元君神像也被“奉旨放足”。宣统间出版之《时事新报·东鳞西爪》记称：“泰山之巅有东岳庙（按应为东岳上庙旁之神憩宫），庙中供娘娘一位，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每届春夏，朝拜者仕女如云，且多制锦鞋为娘娘寿。最近鲁省实行放足运动，以乡民迷信娘娘之酷也，乃将娘娘小脚刖去，另换大脚两只。以娘娘亦实行放足，普告朝拜之妇女。”（姚灵犀：《采菲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四、泰安新式学堂的创办

　　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泰安知县李祖年锐意革新，倡建学堂。在城西关双龙街设立致用学塾（翌年即停办）（张维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李祖年》；《重修泰安县志》卷四《政教志·教育》）。时又有泰安县士绅夏象吉（即画家夏陆山）、赵家琳等在泰城东隅关帝庙筹建泰安县立初等小学堂。此为泰安最早之新式学堂。次年士绅杨玉成、钱奉祥等于县城万寿宫西宅创办县立岱麓小学校，为县境第一所高级小学（《重修泰安县志》卷五《教育》）。

　　1903年，清廷鉴于外患日亟，即有废科举、兴学堂之议，于是颁《学堂章程》于天下。泰安各州县相继创立学堂。泰安知县毛澂在天书观旧址创办县立第一学校，延揽教员，分门授课，又置天文台、设望远镜，立科学馆、编译处等。“校舍宽敞，规模宏大，为当时小学之冠”（《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学校行政》）。并在岱麓五贤祠设师范学堂，培养师资；还在全县设立小学一百八十五所。山东巡抚周馥视察泰安教育，考其程式，推为山东第一（陈荣昌：《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岱粹抄存》卷二）。

　　1904年春，泰安府在岱麓书院故址设泰安中学堂。翌年知府吴筠孙委士绅杨玉成、钱奉祥等拓修学舍，规制增广。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吴筠孙撰《重修泰安中学堂记》云：“泰安中学堂，岱麓书院之故址，前太守之所改建也。甲辰（1904）春创，其始规模粗具，未遑开拓，书籍仪器亦概付阙如。乙巳（1905）夏，余来守斯郡。下车伊始，慨然念人材之盛衰，以学堂之立不立为断；学堂之得失，以科学之备不备为断。今天演物竞之世，听其自兴自废、自智自愚、因陋就简而不为之。所骤欲宏作，育毓俊秀，其可得耶？乃亟亟焉举前太守所有志未逮者，竭智尽能，踵之以行，筹得经费五千余金，委郡人杨玉成、钱奉祥董其事。凡未定议者，精思而规画之；已定议者，改良而扩充之。自夏徂秋，五阅月而功乃成。屋舍修葺若干楹，添建若干楹，购置书籍仪器若干种。此后，诸生上课以及阅报、藏书均各有定所。非敢云美且备也，第以尽官斯土者之心之责焉耳！”（吴筠孙：《重修泰安中学堂记》（今碑存泰安六中院内））时学堂有学生四十名，又附设师范一班，定额二一十四名。（《学部官报》,1907年，第33-66期，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0年影印本，第446页）此后泰安知县李于锴并在县境捐资添设学堂数十处。泰安怀德书院、东平龙山书院、新泰平阳书院、肥城翔鸾书院、宁阳圣邻书院也先后改建为高等小学堂。

　　是时，泰安各学堂始设外语教学。1904年10月20日上海《警钟日报·学界记闻》云：“泰安府泰安县各立有中小学堂一所。闻中学堂中之外国语为英文，而小学堂之外国语为德文。”（李良佑等：《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自是外语渐为普及。

　　时各校初办，多“教授尚未尽合法，管理亦未尽周密”。1907年5月，清政府学部派员调查山东学务状况视察泰安县官立初等小学堂后称：“查该县官立小学堂共有五处，多就义塾改设，仍有读《三字经》《百家姓》《劝孝歌》等书者，其民立初等小学堂七十七处，虽远在四乡不及往视，然大概可知矣。”（盂令棠：《清末山东初等教育》，《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8年第3期）

　　泰安回族士绅杨玉成及子茂周，先后在泰安城出资设杨氏义塾（在西关北新街）及杨氏私立两等（初高等）小学校（在上河桥附近），初等学堂入学者达三十馀人（《本省新闻：向学渐多》，《山东官报》1905年第102期）。1905年11月，山东巡抚杨士骧奏朝廷，请予褒奖，称：“兹据泰安知府禀称：廪生杨茂周将旧日义塾改作小学堂，独力从新整顿，增建屋宇，广购书籍，约共用银一千两，又捐京钱一千二百千，发商生息，作为常年经费，拟请由廪生奖给贡生，加光禄寺署正衔。”清廷“著照所请”（陈荣昌：《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岱粹抄存》卷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故宫录副奏折：《奏为泰安县廪生杨茂周等捐银捐产助学请奖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王永曾《杨先生润斋善行碑》（今立岱岳区常家庄清真寺））。教育家黄炎培1914年考察山东学务时曾对杨氏学校予以好评：“私立杨氏初等高等小学，杨君玉成一人创设，年捐京钱两千余缗，热心可敬。”（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是时又有士绅吴正伦兴学不遗馀力，捐银百两，房舍百间，于县东邱家店设私立小学堂，“泰郡东南及新、莱西鄙之学子负笈就读者，颇不乏人”。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请予五品衔（《本省新闻：禀办私学》，《山东官报》1905年，第102期；吴运章：《清太学生部奖五品衔显考吴公乐天府君（正伦）行述》，民国修《岱东吴氏家谱》）。泰安留日学生范明枢自东洋大学师范科卒业归国后，致力于泰安教育振兴。其与留日同学朱承恩、张百源等创办县劝学所，于全县分设学区，推广乡村教育（民国《泰安范氏族谱》第十六世“炳辰（事略）”；杨谖：《云湄先生（张百源）寿序》，《岱粹抄存续编》卷四）。

　　与此同时，泰安蒙学堂教习王价藩约同仁马芝峰自筹款项，于邑西关三官庙创办宣讲所，用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政策，教化人心，开启民智（《本省新闻：禀设宣讲所》，《山东官报》1906年第22期；本省新闻：泰安设宣讲所》，《山东官报》1906年第66期；《本省新闻：捐建宣讲所》，《山东官报》1906年第136期；《重修泰安县志》卷五《政教志·教育》；《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光绪32年第20期））。1907年，清廷命衍圣公孔令贻稽查山东全省学务。九月十一日至泰安，阅视泰安府中学堂时，见“学生亦彬彬有礼”而“殊甚欣悦”。见所用课本选择均甚精当，又听谭教员授物理课“言浅而喻，甚得教授之法”，为学生庆得师之乐。其在《视泰安中学堂谕诸生文》中劝勉学生：“国文一科为治学之根本”，“东西诸儒运输学术，能互相翻译义意，以资研究，使新学日精，皆赖国文之力，故能纂述裕如”，又谓“中国为亚洲首善之邦，各科实学古来皆备，自后世徒矜文字，而格致、术算诸艺、反诿诸外人”，认为当时“虽仿外国体智兼育之制，实即安定（胡瑗）经艺治事之规”，他激励教员“当知注意国粹，阐发科学，诱掖后进，以备人材之选”，鼓励学生“生于邹鲁，家庭教育当有训传，一变至道，当较他省为速，唯宜尊国爱国，服从官师训迪”。后向清廷奏报称其：“臣等细核四属所办学堂，以济南府属为最多，以泰安府属为较优。”（王谦：《大家族传》，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145页）

五、泰安博物馆的创建

　　1906年，留日学生（宏文学院普通科毕业）、肥城人徐树人（时任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教员）等捐款在岱庙门楼创设泰安博物馆，以文化启蒙，传达近代科学知识为宗旨，“自日本购到教育品多种，一一陈列”（《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四卷7号，1907年）。共置有动物标本74种，矿物标本百种，生物标本10种，以及植物图画、天文图、世界十杰图、地球仪、世界人种模型、人体解剖图等。观览者耳目为之一新（《重修泰安县志》卷五《教育》，第54页）。《北洋官报》、《山东官报》以《泰安开设博物馆》为题刊报道称：“泰安图书社诸志士，近自东洋购到博物多品，拟创设教育博物馆一所，以资浏览而开知识。以社内房舍窄狭，因禀由本府县，移设于岱庙五朝门楼。无论何项人等，均领票入内观看。但应遵照定章，西入东出，以免拥挤。业于上月20日开馆，至24日停止。以后定以月逢一开馆，月开三次，每日准十点钟起，六点钟止。业在各通衢广贴告白，俾人得按期前往云。”（《泰安开设博物馆》，《北洋官报》1906年，第1050期，第7页；《本省新闻：泰安开设博物馆》，《山东官报》，1906年，第61期）后守旧者攻击不止，王亨豫《读乐斋谈丛》记称：“光绪末国家变法，有异邦归，就地方革新，就岳庙立学校，于是集人才，置图书，展览博物，大为反对人所侧目，遂日思所以陷之，卒由张令摧毁。”（王次通：《泰岱文史丛稿》，泰山区档案馆1993年版，第166页）1909年泰安知县张学宽以“有失风化”为由将博物馆取消，所有图物并入当时的泰安府官立中学堂。此馆为山东最早由国人自办的博物馆。（按博物馆之名或作“东安博物馆”，系出《重修泰安县志》排印之误。）

六、泰安图书馆的开办

　　1904年，泰安知县毛澂用公款于县城将军庙设“阅报所”，后移资福寺，为泰安最早之报刊阅览室。毛澂开发布牌示，谕以广通民智、增进新知之意。其称：“照得现在中外大通，地球九万里如在户庭之内，虽欲闭门自守，其如人决不容何？无论自强，即欲自保，亦非周知中外情事不可；欲知中外情事，非开民智不可；欲开民智，非多阅报不可。现奉各大宪，谆谆谕以广购报章，多劝民间阅看。用特先行购觅省城所有数种，其省城所无者亦已托人觅购。惟县境幅员辽阔，势虽遍及。即仿省城阅报章程，先于城内开设阅报公所一处。即借资福寺闲房安置。多备条案椅几，有愿看者，无论何人，皆许入内阅，惟不准携带出外。选派一人，专司收发报本，不准烧毁污染损坏。另派二人看守庙门，并备有茶水，阅报者不取分文，所有报资、茶水、人役、工食，概由本县筹发。为此论，仰阖县士农工商民人等，趁此农隙闲暇，正好结伴同来，输分阅看，以便互相讲说问难，以广见闻，以开智慧，以倡风气。此系近时至为紧要之事，勿得视为不急，妄生议论。独不见京师大学堂亦重阅报，久经奉旨饬行。其各自期远大，忽以俗见自封，本县有厚望焉。”（《山东泰安县毛阅报公所牌示》，《四川官报》1904年第17期，第24—25页《公牍》）设立之后，《大公报》称“刻间阅报者日见其多，亦文明进步之机”（《大公报》，1904年5月23日，转引自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1905年8月，泰安举人赵正印等人在岱庙环咏亭创建图书社。《山东官报》对此报道：“泰郡近有志士集议，在岱庙环咏亭开一图书社，即名泰安图书社。拟广购各种书籍，供人观览，从为输入文明开通风气之计。前日开办，吴太尊（筠孙）与李大令（于锴）亲莅该社，大加奖励，以鼓舞各社贤意志，各有捐廉以助经费。社中定章十五则，颇称完善。”（《本省新闻：记泰郡图书社》，《山东官报》1905年，第3期，第3页）此前知县毛澂创设之阅报所亦附设于社中（《重修泰安县志》卷五《政教志·教育》，第54页）。此为山东最早之县立图书馆。至1909年，“见忌于群小，日夜谋构陷之。会县令张学宽恶新学，群小有与之师生谊者，嗾张以乱党捕社员，解散之”（王亨豫：《岵原杂记》，《泰山区文史资料》第1辑）。

七、禁毒活动在泰山

　　1904年4月，山东巡抚之周馥致祭泰山，于云步桥以南、观瀑亭内的南侧栏板留题《观瀑亭诗》，凡十一首，其八云：“慈悲佛法入中华，闻说菩提已绝芽。地气南来鸩鸟至，中原开遍米囊花。”诗中所咏之“米囊花”，即罂粟花之别名。此代指流祸中国之鸦片。自清中叶泰山附近已竞相种植罂粟，乾隆《泰安府志》中记境产“罂粟，种具数色，其汁为鸦片”（乾隆《泰安府志》卷二《方域志·物产》）。陈芾1889年过泰安，见“遍地罂粟”（陈芾：《怡园老人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第197页）。清末竟达万亩以上（《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办理禁烟情形折并单》，宣统元年四月二十日《政治官报》）。江苏举人李慎传《过公家城见土人种罂粟花有感》诗云：“罂粟花，号米囊，汝何不馈贫民粮。贫民无粮不汝责，岂意为汝夺民食。乾风烈烈当春阳，青齐二麦萎以黄。天心昧茫忽至此，翻令恶植扬芬芳。我观罂粟花，为述贻害始。迢迢印度十万里，极乐世界天花多，象教一变成天魔！窃弄善因作孽果，流毒遍染东山河。使我稼穑不得力，嗜好移入夜叉国。苞苻满足剖盎浆，鉥心镂肺嗟何及！河车紫姹学丹烧，石髓清流沃土膏。鬼火吸呼作燐闪，民生滋殖尽烟销。忧来呼佛佛不悔，慈悲作用果何在？安得神农百草鞭，驱除非类适西海。菩萨种子堪生涯，五洲同乐桑与麻。春花别有好颜色，无边种出陀罗花。”（李慎传：《植庵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3册，第587页）公家城在蒙阴东南十里，与新泰接境，可见泰山周边罂粟种植之泛滥。狄考文1879年登泰山时，亲见山顶道士煮鸦片（狄考文：《泰山的寺庙和祭祀》C.W.Mateer.T'AISAN—ITSTEMPLESANDWORSHIP.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1879.P364）。又民国初人其登岱见“（斗母宫尼室）有伧夫某方卧吸阿芙蓉”（王献唐：《登岱笔谈》，《岱粹抄存续编》卷三）。又有时人调査记录云：泰山之舆夫“多嗜好，所得之资，悉罄之于鸦片、赌博之中”（中国生计调查会编：《中国各省秘密生涯》，上海文书局1920年版，第65页）。泰安名儒郭璞山作《规鸦片说》，亟论鸦片之害：“女乐归而鲁衰，西施进而吴亡，晏安鸩毒，为祸烈矣！然一人之惑，非尽人之惑；一国之殃，非天下之殃；一时之毒，非数世之毒也。自世有鸦片，则是家家归以女乐，人人进以西施，戕生于袵席之上，毙命于反侧之间，其祸愈无穷矣！”（郭璞山：《规鸦片说》，《岱粹抄存续编》卷三）所以周馥在致祭时特镌诗亭栏，借邵雍“地气南来天下则乱”之典（《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邵康节言云：“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当时鸦片种来自印度，故诗言“南来”），揭鸦片为害之烈以警众，并彰已净洗名山毒垢之决心（周馥：《泰安道中寄赠县令毛蜀云大令兼呈段春岩太守十首录六》，《玉山诗选》卷三，《安徽东至周氏近代诗选（东至周氏家乘之一）》第86页；《民国周玉山先生馥自订年谱》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版，第107页；柳萍：《泰山首次发现“禁毒”石刻》，《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6月10日）。

八、维护泰山主权之争

　　1901年，美国美以美会教士正乐德、白泰理等以避暑为名，在泰山黄西河、篮子山（拦住山）五松树等处筑草房七处五十馀间，唐多玛续行扩充。至1910年春，又有德国耶稣教长老会教士盖保罗，在中天门二虎庙侧建造房舍。于是英法奥瑞诸教士，纷纷赴山构造洋楼，落成者已有二十馀处，百八九十间，而续行勘地动工者尚多。泰安各界要求当政予以禁阻（《政事门：纪闻：中国部：山东：禁阻洋人在泰山筑屋避暑》,《广益丛报》宣统二年六月初十日，1910.7.16，第8卷第14期；《泰山将为西人避暑所》,《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10年第412期；《外交大事记：要事汇志：禁阻外人在泰山筑屋》，《外交报》宣统二年六月初五日,1910.7.10，第281期；王连儒：《泰山指南·侨寓》）。

　　1910年前后召开的山东谘议局第二届常会上，提出和讨论了收回外人在泰山建置房屋案议案。谘议局呈文称：“窃本局开会提议收回泰山房屋以重主权一案，业经全体议员公同议决，所有理由办法，理合缮折呈报，为此呈请抚部院裁夺施行。……乃查泰山中天门西南，地名篮子山者，于光绪二十七年间，美国美以美会之教士，在该处擅筑草房三处，以为避暑之所。同时又在中天门迤西地名黄溪河者，擅筑草房五处，亦备夏令避暑。该二处地僻路险，游踪罕到，邑人多不知其详，亦无有禁之者。至本年春间，有耶稣教长老会教士德人盖保罗，在中天门冲要之地造房一所，尚未竣工，事为前任郁（浚生）令查知，禀蒙抚部院派员查办。现经俞令（庆澜）据约力争，该教士已知理屈，情愿退房。但一味狡展，忽谓原修工料计值三千串，忽谓五千串，忽谓万馀串，甚且谓收回之后，须以教民之名过割为业。事经数月，迄无成说，长此以往，事将中止，弊害不可胜言。试举其略：一、无此交涉，彼尚知理屈，不敢公然擅筑，若此案中止，彼更援为例案，贻害伊于胡底。二、津浦铁路不日辟至泰安，交通便利，外人将纷至沓来，数千年岩岩之泰山，恐无一片干净土。三、泰安附近地方，矿产甚多，若准其随便筑房，则附近房屋之矿产，未免生其觊觎。防患未然，不可不计。四、山东全省十府、三直隶州，有山者九，若准外人擅筑房屋，彼将假避暑之名，棋布星罗，无形中又开一殖民政策。以上所列祸患，如此其钜，若不早图，恐终有实演之一日。况泰山系我国最著之区，为历代帝王游幸之地，古迹胜境，枚不胜举，守土者自应敬谨保护，何可令外人擅行占据，致失国土主权。且该山逼近南北通衢，待铁路既通，则中外人之游观者，必日益繁盛，倘华洋杂居，易酿交涉，后患何堪设想。拟请抚部院照会该领事，据约力争，务期速于收回，以保主权。”并拟收回之法四条，分别为（甲）估计工价收回该房，（乙）收回后作为官产，（丙）准由该教士承租，（丁）收回房产之费请酌拨官款。9月28日，山东巡抚孙宝琦批示：“据呈建议收回外人在泰山建置房屋一案，前经委员会同泰安府县设法收回，现在磋商，尚未就绪。该局呈拟甲、乙两条，尚属可行，应即札行该印委参酌情形，从速办理。所拟丙条各项，似多未洽，且既经作为官产，即可由官租赁，无须预为规定。至丁条酌拨官款，本部院正在筹办。候收回有期，再行札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02-10-018-03-013）《咨议局议决收回泰山房屋办法分别饬遵办理希查照备案由》，《宣统二年山东谘议局议覆暨自行提议各案》八卷（山东省博物馆藏，宣统二年排印本）；耿云志：《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谘议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0页）6月，山东巡抚孙宝琦以洋教士于泰山修筑房屋案，饬洋务局派员会同泰安府县周历全山，勘查明确。并以各国条约外国商民只准在通商口岸租地建置，并无准在内地买屋居住明文，又传教士不准置买私产，而洋教士竞于泰山接踵修筑，漫无限制，实与内治主权有疑，应照约禁阻。因照会该管领事，转饬各教士即日停工退地，以符约章。并计量所筑地址屋间，不准其再行拓建；德人于二虎庙侧所建房屋，亦经泰安士绅筹款输回自行管理（《泰山将为西人避暑所》，《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10年第412期）；《外交大事记：要事汇志：禁阻外人在泰山筑屋》，《外交报》宣统二年六月初五日、1910.7.10，第281期；王连儒：《泰山游览志·侨寓》）。此案最后处置结果为：所建房屋“由泰安令出资买回，仍赁给各国避暑，以固邦交。”（《泰山洋房交涉近状》，《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三日，1910.7.19）此事实反映泰安民众主权意识的觉醒。

九、津浦铁路泰安段通车

　　清廷修建津浦铁路，其北段由德国承修，泰安站及境内铁路于1909年元月开工，由德国工程人员负责站场设计并督工，至1910年11月19日，津浦铁路通车，泰安之交通大畅（《重修泰安县志》卷五《交通》、泰安站编纂组《济南铁路分局泰安站志》第一章《站场建设》，1994年版）。时人记称：“（泰山）自津浦路通之后，游踪渐繁，大抵自泰安下车而款西关旅店之门者固什九。……车站在城西三里许，概用山石甃筑，极为壮观。”（白眉初：《山东省志》第四卷第一章《济南道泰安县》）津浦通车后泰安城西一带（渿河以西至火车站，南至灵应宫，北至渿河大滩），逐渐发展为商贸区，世称为“小西关”。清末以迄民初，粮行、油行、花生行、姜麻行、棉花行、鸡蛋行、山货行、木材行、皮毛行、炭行、储运栈、报关栈、车马大店、银号、旅馆客店、小吃店、杂货店、药铺、油果铺、酱园、戏院、书场、澡塘、卦馆、大烟馆（俗称黑行）、书寓（妓院，俗称花行）以及会道门之坛口道场等，皆麕集于此，各路客商均于此办理货运与购销业务，商贸之盛，超过南关旧驿站所在之洼子街。有小商埠之称。西门（岳晏门）之外的岳晏街（俗称大关街）也日趋繁庶，民国县志称此处：“自津浦铁路告成，人民顿形饶裕。”（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一,《舆地志·疆域一》“城镇乡村”）泰安城重心自此开始西移。

十、宪法草案在泰山完成

　　1911年学部侍郎李家驹与民政部右参议汪荣宝奉命编纂宪法草案，因事涉机密，起草工作到外地秘密进行。6月，李、汪在京郊十三陵完成凡例、章目后，7月移砚泰山，继续拟订宪法条文。根据《汪荣宝日记》所载：所定秘密草宪地点在岱阴后石坞。七月二十二日李、汪乘车至泰安，由泰安知县袁励贤迎接登岱，23日两人“逾顶往后石邬（应为坞），……借东厢安置笔砚”。其地即后石坞元君庙之东院。从23日至29日（阳历9月15—21日）共七天中，李、汪在此先后完成“领土”、“法律”、“会议”、“政府”、“法院”、及“程叙（序）”各法的起草工作，经反复讨论，缜密增损，至28日，汪荣宝将最后一章（附则）修正，并与李家驹商榷定稿，“全部凡八十六条，一百一十六项”（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5—297页）。中国首部宪法草案至此全部告成。二人工成后竞题韵语以寄怀，汪诗“共扶海日上青冥”与李诗“磐石基安待勒铭”，予此宪法刷新时政、奠安国体之冀望与期许（郭则沄撰，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卷二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0页；汪荣宝：《思玄堂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7—58页；黄浚：《花随人圣庵笔记》第二九七《汪衮甫诗四首》，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05页；王价藩：《岱粹抄存》卷七）。《钦定宪法》虽因逢清朝逊国而未及颁布，却是中国宪政史上导夫先路之作。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号16fzs050）《泰山编年通史》阶段成果。　　

（周 郢：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