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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拾贝丨三十年代威海学生的抵制日货运动

发布日期: 2022-04-21 

  早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军进入济南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干涉,屠杀我军民五千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这时,威海的学生同全国一样,愤怒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并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六月间,安立甘堂、齐东中学(后为威海中学)和清泉、敬业小学的学生,假齐东中学会议室,召开了代表会议,成立了“威海卫学生联合会”,选出安立甘堂学生孔庆荣为会长,齐东中学学生夏元睦为副会长。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学生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市内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并深入到有关商号,要求他们深明爱国大义,不要贩卖日货。学生的这一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威海广大群众的支持。

  安立甘堂系教会学校,校长英人贲查理(Benedietus),对学生成立的抵制日货组织,持反对态度。他以“耽误学业”为名,强令孔庆荣自动退学。孔走后,学生联合会会长由夏元睦接替,另选董尚国为副会长。不过学生联合会所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只持续了一段时间,便销声匿迹了。原来,夏元睦、董尚国均系齐东中学学生,他们对该校校长董木卿唯命是从。齐东中学的办学经费是由董事会掌握的,董事会成员谷铭训、刘福堂、丛芹谱、戚仁亭等,又与市内有关商号有股东关系。如果抵制日货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对他们不利。所以,董木卿就通过夏元睦与董尚国二人,使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名存实亡了。

  这次学生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虽然暂告一段落,但却震动了威海市内商业界,在全市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些商号对贩卖日货有所戒惧,群众普遍受到一次爱国反日教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这就对以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〇年秋,威海收回后,行政区管理公署,接收了原威海中学,改为“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翌年,安立甘堂也报请备案,更名为“育华初级中学”。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事事妥协,步步退让,在学校里提出“读书救国”的论调,定期举行“抽考”、“会考”,妄图把学生的思想和行动束缚在书本上。但是,威海的学生是富有爱国思想的,他们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自动结合,三三两两,进行街头宣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变本加厉。威海青年学生都义愤填膺,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全市商业界大多数人是有民族觉悟的,能自觉拒绝与日商交往,但仍有少数商号,贪图厚利,贩运日货。为此,威海一中、育华中学和清泉、明星、海星等小学,于十月下旬的一天,集合学生共六百余人,到管理公署请愿,临时推举代表向专员徐善祖提出要求:一是,在中等学校组织学生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二是,公署公布,严禁贩卖日货。徐祖善答复愿意接受学生提出的条件,并对全体学生讲话,表示支持。但时隔有日,并无行动。

  在这次学生联合请愿时,威海一中教务主任方伯超、教员戚桂山,育华中学教员谷性原等,均加入学生行列,表示同情和鼓励,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反日斗争。

  学生抵制日货的决心,并没有因徐祖善迟迟不实行自己的诺言而有所松懈。一九三二年二月,开学之初,一中、育华两校学生自治会,几次取得联系,共同认为:抵制日货要深入下去,必须采取宣传与检查相结合的办法。两校宣传范围是:一中在北竹岛以南各村;育华在寨子以西各村。对市内各商号宣传与检查,两校都要负责。对“嫌疑户”则采取“你来我往”的办法,反复宣传,辅之以检查。

  当学生宣传小组走到农村时,受到村民热烈欢迎。育华宣传小组成员林治材等到田村时,该村老村长孙××热情接待,立即召集村民大会,孙当场表示:保证全村村民都不购买日货。

  市内各商号对待学生的宣传,大致持三种态度。大多数商号的店员和经理都富有民族正义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益胜和商号的副经理宋慎初对学生公开表示:绝不贩卖日货。少数商号的经理,对待学生的宣传,抱应付态度,口头说得好听,行动另是一样。个别商号的经理,对待学生的宣传,不加理睬,并企图通过学生家长施加压力(双顺公就是如此)。但是,学生来自威海各界广大群众之中,掌握情况比较准确,谁是谁非,心中有数。他们不为甜言蜜语所迷惑,也不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所屈服,针对三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两校各小组的宣传检查活动,一直步步深入,毫不松懈。

  一九三二年三月上旬,正当抵制日货运动深入发展之时,学生获悉:市内裕昌仁、福顺隆两商号雇用“和丰义”的风船,由天津运输日货棉布八十件。每件四十匹,公三千二百匹,价值当时通用“国币”一千余元。这批日货已被海关缉获,交“国货陈列馆”处理。原来,早在一九三一年,威海各界就已经联合成立了“反日会”。由于国民党威海区党部怕引起“国际交涉”而更名为国货陈列馆。由国民党区党部常委米义山任主任委员,戚仁亭、丛松南、丛芹谱等分任委员,办事地址设在商会大院内。所缉获的棉布是“人枪牌”,商标在布面首页,印有一个军人,手持长矛,面目狰狞。这种商标,充分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及其侵略本性,令人望而生厌。学生对此更加憎恨。两校学生当即推举代表到公署教育股,要求参加会议,提出处理意见。经专员徐祖善批准,允许两校各派代表二人,参加国货陈列馆有关会议。一中代表是于勃然、邵允芹,育华代表是李继安、谷文昭。

  三月九日,国货陈列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意见即有分歧:学生代表要求严办,商界代表主张从宽。此后,经过多次会议,反复磋商,双方意见始终不一,而且越来越大。学生代表提出:将棉布全部充公,另案原价百分之四十罚款,以儆效尤;商界主张:念其初犯,按原价百分之五罚款,将棉布发还,以示体谅。主任委员米义山虽倾向商界代表的意见,但又怕学生“闹事”,于己不利,以致迟迟不决,会议陷于僵局而告吹。

  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许,又召开会议。学、商双方都召集了一部分人在外旁听。在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会场空气异常紧张时,忽有一人闯进会场,自称是“土木工会”代表,叫姜建邦。他指责学生代表的意见是“无理要求”所提的作法是“越轨行动”。因此,旁听学生也进入会场,与姜辩理,姜理屈词穷,企图溜走,学生却围住不放。正在此时,商会常委、国货陈列馆委员戚仁亭,怒气冲冲地出面干涉,庇护姜某,强行将姜放走。学生转向戚说理,他毫不理采,扬长而去。

  是日晚六时许,两校学生三十余人,集合在商会门前,要求交出姜建邦答复问题。商会大门紧闭,一小时之后,戚仁亭持杖而出。骂道:“这些小×养的,还翻天啦!”挥动手杖将一中学生侯尚文的头部打伤。据此情况,学生代表临时决定:为了争取主动,说服在场学生不要还手。责成一部分学生护送侯尚文到附近滨海医院包扎,并取得伤势证明材料,余下的学生将戚仁亭围住,电话报市公安局。不久,第一分局局长蒋伯范偕一警士到场,查看了证明材料,当场将戚带走,学生也各自回家。

  三月十七日上午八时,一中、育华两校学生同时得到消息:公安局已将戚仁亭释放。此时,学生代表临时商定,要集合全市中、小学学生到公安局,要求交出打人凶手。这一决定,首先取得一中学校当局的同意,允许停课半天。育华学校当局开始不肯停课,经学生代表及教员杭稣、谷性原一再说明道理,教务主任兼代校长雷震世(G·E·Sibley)才同意停课半天。女子中学除全体学生参加外,还推出戚秀英、李文英二人为临时代表。清泉小学学生较多,校长曲述之却强调学生年龄小,不适宜参加活动。商量结果,该校也可以停课半天,学生全体参加。海星小学由于联系不及,学生大部分是自愿参加的。

  是日下午一时半,全市中、小学生千余人,集合在东门外大操场。除各校原有带队人外,又公推育华学生李振清为总带队人。学生队列整齐,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开往公安局门前,要求交出戚仁亭,游街示众。局长黄海泉答复:“按规定,公安局拘留犯人,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欧宝体育APP下载_欧宝体育平台-在线官网:戚仁亭打伤人一案,昨晚已移交法院。”因此,学生队伍又转向法院。原来,威海法院是福山地方法院的一个分院。院长王耀庚因公外出,由推事张骏代理工作。张骏和首席检察官刘肇福接见了学生代表。他们表示:学生无权干涉司法规律,法院也不能将戚仁亭交给学生。经过反复交涉,张骏始终态度强硬,迟迟不肯交人。但他色厉内荏,被迫时,想到用该院推事陈振声以在育华兼课关系,出面解释,借以缓和局面。陈惊慌无措,言不及义,最后讲了一句:“就是砸了法院,也交不出人来。”一语道破,法院已将戚仁亭放走,人是交不出来的。对此,学生非常气愤,将法院三面围住,砸了门窗玻璃,捣毁了办公桌凳,撕破了部分文件。张骏、刘肇福见势不妙,仓皇从后门越墙而逃。

  此时,防地离此不远的海军教导队,未加过问;近在咫尺的公安局,局长黄海泉、分局长蒋伯范也袖手旁观。

  法院被捣毁后,学生认为,事态已经闹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实行是由贩日货引起的,还要找贩日货的人算账。接着学生队伍又开往裕昌仁、福顺隆两商号门前,砸开门窗,将日货棉纱、棉布、绸缎及迷信品烧纸、蜡烛、金箔等全部搬到大操场南头,付之一炬。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长达五小时之久。双顺公商号素与日商勾结,不听劝告,对抵制日货抱敌视态度。这时,学生也一举将其捣毁,以示惩戒。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市广大群众赞同。当晚就有各界代表数十人,对学生进行慰问。公署职员毛峰青等三人,还交给学生一封慰问信,表示敬佩。

  事件发生后,公署、商会都以各自观点向南京有关方面发出电报。公署于三月十八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电称:为商讨处理劣货一事,学、商双方发生争执。“当混乱时,言语异常混杂,商人戚仁亭用手杖将一名学生头部击伤”,以致酿成此次事件。不几日,又复行政院电称:“商号照常营业,市内安堵如常。”商会于三月十九日致行政院实业部电称:“铣日下午二时,威海国货陈列所(馆)假属会开筹备委员会,学生暴动,土木工会代表姜建邦被殴伤重,属会常委戚仁亭前往劝阻,同时被殴。”次日,再电称:“市面人心惶恐,各商号皆未开业。”商会的两次电报,显然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企图达到其惩办为首学生的目的。

  公署专员徐祖善,深恐事态扩大,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他一面通知一中、育华两校各放春假十天,学生立即离校,其他小学一律不得停课;一面派公署秘书长贺善馀到法院进行慰问,表示歉意,想借此息事宁人。商会负责人刘福堂、戚仁亭暗向日本驻烟台领事岐山诚一郎提供情报,诡称:这次威海发生的仇日运动,确有朝鲜“国事犯”安重根的亲属安原生、安珍生从中煽动。其实安氏兄弟已不在威海,其妹安美生系一中一年级学生,年令尚小,烧日货时,只是随众前往,不起主要作用。果然,日本巡洋舰“八云号”于四月二十八日开进威海港口,炫耀武力,进行恫吓。这时刘、戚的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迫使专员公署,惩办这次烧日货的“中坚分子”。但是学生毫不畏惧,未被反动势力吓倒。爱国无罪,反日有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仍在持续进行。

  南京有关要追究“捣毁法院”的责任。徐祖善只得从地方教育经费中拨出二百元,为法院修补门窗玻璃和赔偿其他损失,并将责任推给公安局,迫使局长黄海泉“引咎辞职”。同时诬蔑育华学生李振清有“杀人”嫌疑,硬说当时北竹岛我村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与他有关,通知学校当局逼其自动离校。当公署教育股长沈溪桥分别到两校解释李振清离校原因时,两校学生甚为不满,一中学生脚擦地板,“沙沙”作响,育华学生则不断咳嗽,使沈的讲话几乎无法进行下去。

  这次抵制日货的运动,对个别偷贩日货的商号给以应得的惩罚,大大提高了威海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生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如于荣瑞、汤福山、李振清、刘德顺,他们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威海的学生爱国运动,就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

  (李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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